请看同以“项羽兵败而自刎于乌江”为题材的三首绝句。
　　晚唐诗人杜牧：
　　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，
　　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
　　——《题乌江亭》
　　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：
　　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，
　　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？
　　——《叠题乌江亭》
　　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：
　　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
　　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
　　——《夏日绝句》
　　这三首绝句诗意区别比较明显。杜牧从胜败是兵家常事着眼，说男子汉要是能像韩信受“胯下之辱”那样能屈能伸，召集江东子弟，卷土重来，那么，楚汉之争的胜者还不知是谁呢。对项羽的自刎，表露出的惋惜之情，力透纸背，全诗重在一个“惜”字。
　　王安石以政治家的眼光清醒地看到当时人民饱受战乱之害、厌恶战争、渴望统一安定的现实，一反杜牧诗意，写出中原一败，形势不可挽回，大势去矣。就是项羽的心腹壮士江东子弟还在，也不会跟他卷土重来。王诗翻出新意，全诗突出一个“势”字。
　　李清照的诗则抛开对胜败的议论，别具一格，又出新意。她极力赞颂项羽不肯过江东面见父老，而慷慨悲壮的自刎精神，说项羽活着是人中豪杰，死后也是鬼中的英雄。“思”字道出作者对项羽由衷的敬意，全诗着眼一个“赞”字。
　　这同一题材的三首绝句，立意迥异，是因为三位作者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处境下，对这一历史题材，有自己的切肤感受。晚唐时期藩镇割据严重，杜牧借以讽谏唐王对藩镇割据要善于斗争，敢于斗争。王安石是北宋改革家，他的诗旨在影射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是不得人心的。李清照老家在山东，宋金战争迫使她南渡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，故借赞美项羽不肯过江东而忍辱偷生的英雄气概，讽刺当时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。三首绝句都是借古讽今，针砭时弊，由于作者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来写，独出心裁，各有新意，毫不雷同。
　　同题材的文章，古文中也有，如同以“六国为何破灭”为题材的文章，就有三篇《六国论》，分别是北宋的苏洵、苏辙和清代的李桢所写，洵文选入高中课本，辙文收进《古文观止》，李桢的鲜为人知（笔者在上海《语文学习》1981年第2期30页上见到并仔细拜读），亦属名文。
　　苏洵首论，提出六国破灭“非兵不利，弊在赂秦”。他从“赂秦而力亏”和“不赂者以赂者丧”两方面充分论证了“赂秦”的结果必自取灭亡；他直言不讳，大声疾呼：“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，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，并力向西，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把贿赂秦国的土地分封给天下的谋臣，把侍奉秦国的心思用来礼遇天下卓越人才，大家齐心抗秦，那秦国就食不甘味，更不能一个一个吞并六国了。这分明是在批评北宋王朝屈辱纳银的媚外政策。
　　苏辙面对家父的范文发微，找到了父亲忽略了的诸候“不知天下之势”借以立论，详尽论述了齐、楚、燕、赵不助抗秦前沿的韩、魏，却“贪疆场尺寸之利”“背盟毁约”“自相屠灭”。立论角度新奇，写出了新意，他虽未如父亲那样大声疾呼，但在文章中提出的齐、楚、燕、赵四国理应全力支援韩、魏的主张，由此也可以看出辙文是在指斥北宋王朝前方受敌，战事紧张，而后方却享乐腐败的丑恶现实。
　　李桢面对名家名篇探幽，不避班门弄斧之嫌，敢于扬弃二苏之见，另立新论。他认为“六国皆欲为秦所为”，而“秦独能为之”是“得天助”。的确，当时战国七雄，都想统一天下，而秦的条件最先成熟，所以终于灭掉六国而统一。他看到了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是比较客观的，但把统一归于“得天助”是他认识上的局限。
　　不难看出，苏辙是发微的能人，李桢是探幽的高手。他们充分运用求异思维，在同一题材中，寻觅到既在他人所议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的新答案。以此立意，生发开去，论他人之未论，述他人之未述；苏洵论的是六国政策上的“弊”，苏辙论的是六国战略上的“失”，李桢论的是秦国政治上的“得”。各有所指，殊途同归。虽是同一题材，却写得各有千秋，三篇《六国论》都成了义理昭畅的名作。
　　以上说明，对同一题材，只要从自己深切感受出发，勇于发微探幽，独出心裁地巧立新意，还是能在他人“已言而未言尽”的同题材中，写出好文章的。写作同题材的文章，贵在一个“新”字，鲁迅说：“立意要新，开掘要深。”王蒙说：“一粒沙那么大的新，一粒微尘那么大的新，也比一座大山那么大的俗套子有价值。”诚哉！斯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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